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《731》《南京照相馆》《东极岛》等影片公映，为重拾战争记忆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真相提供了银幕叙事方式。在日本的文化工业中，影像却展现出日本社会对战争暧昧、分裂的记忆叙事，使得美化军国主义、掩盖战争责任等问题浮出水面。
日本为何会走上军国主义的“暴走”之路？当代日本将走向何方？思南读书会上，历史研究者、《暴走军国：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》作者沙青青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、《“无责任”的帝国：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（1895-1945）》作者商兆琦为读者一一解读。两本新书均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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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无责任”的帝国：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（1895-1945）》以日本近代的50年为切片，商兆琦坦言：“写这本书时，感觉日本这50年像一个轮回。日本就像一个‘穷小子’，发了大财，积攒了很多财富，在二战和侵华战争中挥霍一空。这50年就像中国人说的黄粱一梦，1895年甲午战争这个起点非常重要。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所写，日本这50年的扩张就像小孩吹气球一样，吹得越大，越容易爆炸、破裂。”
商兆琦
沙青青认为，“无责任”是解读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失控、暴走的一个很好的视角，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以来日本畸形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展开。“1890年日本制定的所谓明治宪法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，天皇是日本陆海军的统帅，由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军数量，这意味着军事指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天皇，日本的内阁制政府总理大臣无权处置军事事务。这就导致日本和其他现代国家不一样，其军事体制和政府是平行的，两者从权力关系而言都处于天皇架构之下，是平行关系，这是导致日后政府和军事部门之间冲突的原因。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侵华战争扩大之后，军事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僭越政府部门，政府为抢夺事态主导权，与军事部门竞争，为取得政治话语权，互相比赛谁更激进。”
沙青青
“讨论日本为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之路，我们会特别强调其军队，尤其是陆军在其中发挥的恶劣影响。天皇是名义上的权威象征，但没有实质的权力，因为日本实行的是绝对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的结合，在垄断权力时，天皇表现为绝对君主，但为了保护天皇，为了让其规避责任，又套上了立宪君主的外壳，显得十分扭曲。”商兆琦说，这就是日本“无责任”体制的重要原因，“天皇在行使权力时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在承担责任时可以躲起来。”
“‘无责任’的体制，一方面把法律上的权威赋予天皇，但天皇又不承担实际的责任，导致找不到到底谁来最终负责、裁决。我们谈到二次世界大战，谈到法西斯、轴心国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罪魁祸首，比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，日本呢？是昭和天皇还是东条英机或其他人？似乎找不到可以跟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量齐观的罪魁祸首，只能找到战犯集团，这是日本传统文化在二战以来、法西斯时代的具象体现。”沙青青说，就像一辆上足马力的战车冲向悬崖，所有人都找不到刹车。
沙青青提出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，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，“九一八”之后，打开了一个危险的闸门，与此同时，日本国内政治迎来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风的动荡，越来越多出身草根的青年军人，以激进方式发动军事政变威胁或暗杀政府官员，“整个1930年代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和内部政治的张力，微妙地嵌套在一起。此外，20世纪30年代初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社会萧条、经济衰败的状况。这种状况之下，各种思潮开始浮现出来。如果你回头看，整个30年代，日本以军国主义的状态，通过饮鸩止渴的方式解决国内外的问题和矛盾。”
1944年底，日本国内，无论是军方、政府还是民间，其实都已经深刻地感受到战争难以为继，但没有一个集团愿意率先提出投降的意见，直到1945年4月，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，在其推动之下，才开始迈向所谓投降过程，即便如此，整个过程曲折而缓慢。在沙青青看来，日本的投降过程仍然延续着“无责任”的状态，日本也有学者写过相关论著，称其为“迟来的圣断”，意思是天皇所谓的投降命令，来得太晚了。
“历史研究者要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，向更多人普及历史知识和研究心得。”在思南读书会的这场分享，是近期沙青青和商兆琦联袂带来的第二场活动，商兆琦感慨，“面向公众传递研究成果，是文科研究者重要的社会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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